《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发布：公益行业的迷失与出路
7月29日下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公域合力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座谈会（2019）在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向来致力于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也一直在关注行业热点话题。现从《报告》中，截取6个章节的部分内容发布。
自2011年起，《报告》已经连续发布了9年，为研究、观察、解读、理解第三部门搭建了一个平台，进一步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
本次《报告》的主报告为“义利之辨：公益与商业关系”，探究了公益领域的不良倾向——以社会企业为典型的“公益商业化”现象正牵引公益偏离正道。
《报告》的分报告还通过具体案例，对慈善领域“拜金”现象、政府在“三社联动”中的双重目的及其影响、公益组织的战略选择等热门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其中，在“典型案例”部分，《报告》分析了2018年公益领域的典型机构、项目和事件。
现截取6个章节的部分内容发布，每个章节对应的主题分别是：
义利之辨：公益与商业关系
政府在“三社联动”中的双重目的及其影响
案例思考：公益组织的战略选择
爱趣职与职场青年的公益生活
北志联：志愿服务领域的枢纽
“米兔”运动引爆中国公益领域
义利之辨：公益与商业关系
公益领域的不良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势力摧毁了此前的公益模式，逐步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模式。尤其是近十年来，广泛而深入的跨界与融合带来了公益的“弥散化”，公益要素融入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商业）；公益也通过吸纳其他领域的要素（包括商业要素）来使自己更加丰富，更加有效，更加强盛。
总体来说，公益与商业关系的局势是良性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资本已经在中国公益领域稳定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愈演愈烈的“公益商业化”牵引公益偏离正道。在这种情境下，一股思潮站在商业立场，质疑公益的效率（有效性）、可持续性，否定道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否定人有利他的可能性。
文章作者康晓光教授持续关注公益与商业的关系，并对当前公益领域的不良倾向——以社会企业为典型的公益商业化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
报告指出，当下中国的社会企业热潮是威权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公益领域的合流，而社会企业正是政商合流阉割公益的“抓手”。同时，报告还剖析了对社会企业的滥用所造成的四大危害：其一，强调“收费”将社会组织的活动局限于服务领域，大大压缩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其二，将企业的所有权形式、决策权分配模式以及激励机制引入公益领域，强化并扩大了金钱的权力和支配范围，压缩了“生活世界”的空间。其三，过分抬高社会企业、贬损公益组织、模糊公益与商业边界的做法侵蚀了公众的公益热情，误导资源流向，使本来就不足的公益资源流向商业。其四，这种强化利己主义、贬低利他主义的行为为浑水摸鱼创造了便利，危及公益的根基。
何为健康的公益与商业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公益与商业的关系而言，作者主张应坚持“义利兼顾，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弘扬利他，尊重和保护合情合理的利己；更为重要的是，要用利他之心驯化被市场释放和强化的贪婪，用公益驯化唯利是图。因此，正当的社会企业运动，应当是商业向善的潮流，而不是公益向商业靠拢的潮流；是公益引领商业的结果，而不是商业影响公益的结果。
报告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公益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健康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及融合应当以公益为主，商业为从，即公益要素渗透商业领域，商业更加富有利他精神。与此同时，公益借鉴一些商业的技术，以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行绩效。
政府在“三社联动”中的双重目的及其影响
政府的双重逻辑
社区是社会组织谋求活动开展、功能发挥与目标实现的重要场域，也是政府进行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的行政末梢。
2013年11月，民政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要求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三社联动”），围绕该意见，各地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验和模式。
热火朝天的“三社联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报告以两市三地的实地调研资料为蓝本，对以“三社联动”为代表的社区治理、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的新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政治控制和公共治理的双重逻辑。双重逻辑并非独立平行地各自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配合，贯穿于“三社联动”的整个决策机制、结构安排与具体运作中。从二者间的关系来看，公共治理逻辑为政治控制逻辑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与可能，而政治控制逻辑也限制着公共治理逻辑实现的限度。
“行政吸纳社会”
在社会治理中的精致运用
报告以B市与P市两个城市、三个案例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结合《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民政系统负责人讲话等关键政策文本，对“三社联动”的产生、运作与影响进行分析。
报告认为，以“三社联动”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一系列制度、体制与机制创新，并未溢出“行政吸纳社会”的理论解释范围，其本质是“行政吸纳社会”在基层治理与社会治理中更自觉、更主动、更精致的运用。报告发现，在“三社联动”中，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够获得特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面临核心功能、业务与特色的限制调整。而社会组织进入社区后的命运走向，也是街区权威渗透与其自身谋求自主权相互博弈的结果。
“三社联动”的实践表明，政治引导与公共治理的双重目的及其达成塑造着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样态：社会组织在规模上不断增长壮大，但本质上愈发从属依附，导致中国第三部门如同身体在不断成长、精神却愈发侏儒。而中国第三部门组织想要在形式与实质、肉身与精神上皆茁壮康健，既取决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走向，也有赖于社会组织自身的定位与作为。
案例思考：公益组织的战略选择
公益组织的避坑指南
案例一：找“蓝海”
在环保事业的广阔领域中，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精准扫描外部环境，逃脱竞争激烈资源众多的传统需求领域，在“蓝海”中掌握核心需求趋势，着眼长期，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公益生态保护地项目。
案例二：塑核心
歌路营在实践中摸索和打造核心产品，进行产品与渠道的一体化，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了项目的下沉和持续性问题，找到“适者生存”之路，利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规模化传播，在协同中逐步接近组织的最佳假设，利用互联网+和社会化学习的思维，帮助项目产品更新、迭代。
案例三：储人才
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未来项目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建立了一个可以动态更新的公益人才储备库，通过选拔可行的方案，精准识别出为实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所需要的人才类型，更为公益行业和整个社会储备了优质的公益人力资源。
报告指出，公益组织任何时候进行战略选择都不晚，不仅能够指导日常工作，保证内部发展的有序合理，更是组织适应外部环境、提升专业性、创新性以及成员积极性的必由之路。
爱趣职与职场青年的公益生活
青年人需要“被需要”的存在感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结交朋友，渴望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专长，但是在8小时的工作时间外，职场青年可以如何参与公益呢？
爱趣职解了职场青年参与公益的“渴”。报告分析了爱趣职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职场青年创建的公益生活空间，它代表了青年人做公益的一种路径探索，拓展了以往以实体公益为主的公益边界，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将公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价值而去追求和尊重。
爱趣职提倡，在尽可能久的时间里，对尽可能多的人，做最善意的事。让青年人因为参与公益获得成长，使一个人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在8小时的学习和工作之外能有所用。爱趣职使群友们相信，付出时间、精力和爱，便会收获“被需要”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使人快乐；同时公益事业因为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投入而充满活力。
全新的关系网络，全新的公益体验
爱趣职以“轻公益”形态将职场青年蕴含的巨大公益能量汇集起来，构建了一个公益性网络社群，其活力、生命力及价值丰富了整个公益生态，带来更多的可能和无法估量的潜力，也成为公益生态系统中不可忽视的类别。
爱趣职通过各种有爱有趣的公益活动吸引成员，锻造了一个全新的关系网络。其组织形式呈现临时性和结构扁平化的特点，决策权分散，领导者根据其贡献大小而随时调整。群友来去自由，行为规范受共同价值观的约束。爱趣职善于借助工具实现高效协作、个人分担成本、边界开放等特质让爱趣职的成员在共同热衷的公益文化情境下相互理解、熟知。除此之外，爱趣职还打破边界，与专业组织跨界合作。
这一全新的关系网络使群友聚在一起相互鼓励、分享知识和信息，相互学习、共进，增进了群友之间的信任，培育了公民精神，强化了社会资本。同时，“无拘无束”公益形式使得人们愿意承诺，陶醉其中，让每一个人都能生产和传递价值，彰显了今日公益领域的巨大发展机遇和美好前景。
北志联：志愿服务领域的枢纽
政治纽带、业务龙头
在当今中国社会，志愿主体越来越多，志愿资源、渠道越来越丰富，志愿形式越来越多样，广泛分布于社会的角角落落，为我国志愿服务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多样化、分散化的资源如何有效地对接、匹配社会需求，不同资源之间如何实现优势互补与优化配置，志愿行动应该如何提高效率、促进协同合作，是我国志愿服务向更高阶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北京市建立了一套整合志愿资源的宏观协调机制，成为推动志愿服务工作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创新模板。2010年，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北志联）被北京市政府认定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定位是“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
以北志联为核心，北京市志愿服务领域形成了一个联结各种社会力量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全局性网络。
政府与志愿服务主体建立了深入、全面的协作模式，政府通过北志联为志愿主体提供资金、项目、能力建设等长期、持续的支持，助力志愿主体充分发挥服务供给优势，同时不断强化自身在战略制定与宏观协调方面的职能；志愿主体通过北志联得到更多的外部支持，除了与政府合作，志愿主体之间也通过统一、开放的平台和渠道进行相对灵活地分工、组合，联合开展活动；同时，北志联针对志愿主体数量、志愿服务时长等服务信息也建立起了实时更新的数据平台。以北志联为代表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从结构上改变了志愿服务供给模式，借此，北京市志愿服务领域从个体化、分散化向组织化、规模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官方背景如何与社会属性
更好地融合？
报告阐明，枢纽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立足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状况，选择性地借鉴西方的管理实践，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志愿服务管理与发展模式。北京市志愿服务枢纽及其网络的建立显示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志愿服务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展示了中国政府与志愿主体之间进一步协作的可能性。
志愿服务枢纽及其网络自建立以来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首要问题便是枢纽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困境，面对官方背景与社会属性之间的冲突，枢纽应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其次，行政力量的过度压制挤压了社会空间，在此形势下，志愿主体如何才能在融入整体性网络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米兔”运动引爆中国公益领域
去中心化的“米兔”
掀起中国广泛的社会运动
起源于美国的米兔运动在国内以无组织的组织化形式成为国内性别平权运动的雏形。中国的米兔运动肇始于高校，随后在公益领域爆发，伴随着文体圈子的持续发酵，最终风尾扫到职场而渐渐归于寂静，呈现出随机性、必然性和广泛性的特征。
米兔背后的心理动力是以同理心实现赋权。在正当的法律手段和组织保护缺位的窘境下，受害者被迫选择公开事件，通过曝光，维护权益。米兔运动经由传媒扩散，放大受害者的声音，使性侵者得到惩罚，使受害者走出精神困境，通过共情实现治疗，也使普通人得到自我保护的知识。
中国的米兔运动是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也是事件交杂的偶然。中国米兔没有行动纲领，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没有事先的安排和筹谋，作为一场无组织的组织化运动，不依靠权力，缺乏有力的系统性资源的支持，通过去中心化的广泛参与，成为一场近年来颇具广度和深度的社会运动。它的出现和消失与社会总体性别观念的改善和重新启蒙、社交网络实现的自我赋能以及议程设置、运动自身的性质和阶段有关。
“米兔”运动没有放过中国公益领域
报告指出，由于公益领域本身的使命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主张公平和正义，因此米兔运动在公益领域彰显出了共性之外的特殊性。在公益领域，米兔运动充分体现了其显著性、私人性与公共性、互动性、情感性与道德性并存的特点，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逻辑，即“立案”，“审理”，“判决”。米兔运动中的举报者前期多是匿名，后期为实名；参与“审理”的是公众通过社交媒体深度推进事件的进程，通过广泛的舆论场进行声望打击为主的公力救济；而“判决”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事件爆出的被举报者及其关联方，也包括大量未被爆出的伤害者，以及未来潜在的伤害者（威慑作用）。
米兔运动在中国的意义超越了个体认知、性别权力结构和行业性别友好机制，意义深远。米兔运动使我们进一步认知中国性侵领域的法制体系之不完善，推动有关部门在立法进程上加快对性骚扰的界定；帮助公益领域在痛定思痛中去探索行业性别友好机制的建设之路；帮助社会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社会离性别平等并非一步之遥；促使社会反思，今天的权力结构及受害者进行结构性反抗所意味的代价。
推荐阅读